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大背景下，氢能正在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体系”。但对中国而言，氢能发展不能简单照搬“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的路径。

2025年10月23日，在某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彭苏萍作《泛氢技术与产业实践》主旨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氢能正走向“泛氢”时代——把氢、氨、甲醇放在同一套体系里统筹推进，以低成本与高可靠性为核心目标，走一条更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的务实路径。

下面用一篇文章，带你快速抓住这场报告的关键逻辑与产业信号。

绿色转型提速：全球氢能进入“氢2.0”

过去谈氢能，更多聚焦“制氢—储运—用氢”。但现实约束也很硬：氢气储运不便、液化成本高，远距离运输难度大。于是全球氢能开始向“氢的衍生物”延伸——绿氨、绿色甲醇等更易储运、可贸易的能源载体，正在成为新主角。

发达经济体把氢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 多国出台氢能战略与法律框架

* 通过补贴与市场机制推动清洁氢降本

* 同时探索氢、氨、醇跨境贸易合作

一个重要判断是：未来全球远距离流通的不只是“氢气”，更是“氢基能源组合”。

中国的现实约束：能源结构决定“不能只追一个答案”

报告用一句话点明中国的国情能情：“煤多、油少、气少”。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碳转型任务更复杂：

* 现有能源结构呈现“一大三小”（煤为主，油气与非化石为辅）

* 短期内，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很难完全替代煤炭

* 油气供应安全仍有压力

* 传统能源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础上

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一套能“接住现实”、能规模化落地的能源新体系，而不是单一路线的理想化替代。

“泛氢”为什么是解法：既是桥梁，也是体系

彭苏萍院士提出的“泛氢”，核心不是一个新名词，而是一种产业组织方式：把氢（H₂）+ 氨（NH₃）+ 甲醇（CH₃OH）纳入统一的清洁能源供给与应用体系。

它带来三个直接价值：

1）能源安全的“韧性支撑”

氢（泛氢）既可作为清洁替代燃料，也可作为能源互联媒介与储能载体，在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多场景发挥作用。

2）供给侧：让可再生能源更“好用、好消纳”

通过构建“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氢能网络）—工业产线”的循环体系，提高系统效率并降低综合成本。

3）需求侧：推动绿色化工与终端深度脱碳

建设新型绿色氨醇化工体系，用绿色氢基原料替代传统化工原料，实现产业升级，并与传统工业深度耦合。

一句话概括：“泛氢”是连接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桥梁，也是未来多元清洁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拼图。

技术与示范在提速，但“短板”也要正视

报告指出，我国氢能生产需要从化石能源制氢逐步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清洁制氢路径。与此同时，技术路线正在多元化推进：例如SOEC高温电解制氢、CO₂加氢制甲醇等关键技术不断突破，示范场景也在扩展（工业、交通、船舶、电力、数据中心等）。

但挑战同样明确：

*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仍需提升

*电解水制氢装置在效率、稳定性、工艺制造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

*储运装备成本高、效率不足，经济性仍弱于传统能源

*绿氢（泛氢）产品与碳市场、认证标准、国际贸易定价仍存在衔接与不确定性

这也呼应了院士的主线观点：未来竞争不是“有没有”，而是“能不能低成本、长期可靠地运行”。

未来路线图：2030—2040—2050/2060三步走

报告给出清晰的发展目标节奏：

* 到2030年：初步建立泛氢产业体系，完善政策与标准体系，掌握核心技术与制造工艺，形成多元化应用方案。

* 到204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泛氢产业体系，可再生氢成为供给与消费的增量主体，氢基能源生态初步形成。

* 到2050—2060年：形成绿色化、低碳化、多元化、高端化的泛氢产业体系，可再生氢成为能源体系主力，泛氢经济支撑碳中和。

同时提出四项政策建议，指向未来产业抓手：

1）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推动与工业深度脱碳耦合

3）与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深度融合

4）加强以泛氢为基础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结语：真正的“产业窗口期”，拼的是工程化能力

未来10—20年是我国氢（泛氢）产业的关键窗口期。彭苏萍院士的“泛氢”观点，强调的不是概念升级，而是产业落地的底层逻辑：在中国的资源禀赋与能源安全约束下，必须走“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务实路线。

当氢、氨、甲醇被放进同一张产业地图里，下一阶段比拼的将是：谁能把系统做得更稳定、供应链更成熟、标准更可交易、基础设施更可复制。

“泛氢时代”的核心，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体系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