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期间形成了458项成果，包括国际合作倡议、双边和多边合作成果、务实合作项目等。十年间，绿色逐渐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未来十年，绿色金融将在政策体系、伙伴关系、务实合作等多方面继续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一、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绿色发展需求旺盛
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沿线市场的绿色发展需求包括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工业等。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在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沿线市场的绿色发展需求包括绿色融资需求、绿色政策标准需求、绿色人才需求、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需求等。
绿色融资需求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传统能源行业、生态环境相对脆弱，面临迫切的转型需求。虽然许多沿线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并制定了宏伟的能源转型战略，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但这些气候转型的行动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在美元加息背景下，许多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转型所需的资金缺口日益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国家面临每年4万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融资缺口。
绿色政策、绿色标准和绿色人才需求方面，许多沿线国家绿色产业政策设计缺乏稳定性和前瞻性，绿色产品和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不统一，绿色技术人才缺乏。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迅猛增长，积累了丰富的宏观绿色产业政策规划经验、微观绿色标准建设经验和大批绿色技术人才。中国可以通过各类发展援助基金和能力建设平台支持沿线国家制定更稳定合理的绿色产业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标准、培训更多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人才，从根本上减少政策波动、统一绿色标准、提高沿线国家的绿色产业“造血能力”，从而便利绿色贸易、提振私营资本和国际资本投资信心。
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需求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建项目需要采取措施有效降低项目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历史遗迹和原住民的不利影响，需要项目建设方建立完善的环境社会影响评估和管理体系。我国颁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纲领性政策指导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项目的各阶段不但要遵守东道国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还要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遵循绿色国际规则。
二、绿色金融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绿色发展的有效举措
（一）统一的绿色投融资规则
统一的绿色投融资规则让各国金融机构、企业在深化合作、加大绿色投资等方面更加顺畅。例如，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致力于鼓励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截至2023年9月，GIP成员扩大到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签署机构和18家支持机构 。GIP的三个地区分会——中亚分会、非洲分会和东南亚分会将有助于探索当地绿色投资机遇，为当地金融机构提供能力建设服务，支持当地绿色金融标准和原则的制定。
（二）多样的绿色金融产品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发展援助资金等。绿色贷款方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秉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发和选择项目。绿色债券方面，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多次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支机构发行境外绿色债券，支持当地绿色金融发展，其中许多绿色债券成为当地首笔中资机构绿色债券。除了中资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外国发行者能够通过绿色熊猫从中国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除了传统的绿色债券，创新型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产品也不断涌现。例如，2022年，“一带一路”可续期私募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募集资金用于非洲建设项目。本期债券是国内首单“一带一路”可续期私募公司债券、首单专项用于非洲项目的公司债。绿色发展援助资金的来源包括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这些资金向很多沿线国家提供了赠款，是绿色发展资金来源的重要补充，也可以产生重要的杠杆效应。
（三）多元的绿色投融资模式
中国企业从传统的EPC承包商逐渐向股权投资者转变；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合作不断加深，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风险分担机制等，形成多元化融资架构。例如，埃及本班光伏电站项目中，正泰新能源不仅是项目的EPC承包商，而且与沙特阿拉伯国际水能及电力公司(ACWA Power)共同成为该项目的小型股权投资者。该项目采用无追索项目融资模式，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平行贷款方式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合作，通过A/B贷款方式与亚投行(AIIB)合作，为该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将私人投资者、多边开发银行和政府的股份结合在一起的公私伙伴关系(PPP)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补充性作用，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高效利用私营部门的市场经验，大幅减低融资成本。
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绿色发展蕴藏新机遇
（一）新市场机遇
“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成熟市场地区(如东南亚)投资需求旺盛。而一些新兴市场地区则一般被认为风险较高、市场容量小而投资需求不足。大量的中国企业往往会集聚在热点国家造成供给过剩，却忽视了一些冷门市场的潜在投资机会。在一些政局和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往往会被投资者高估；在这些市场，中国应加大发展融资，开发小而美的惠民生项目。
（二）新行业机遇
“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合作为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能源转型提供了新动能和新方案。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建设项目占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已超过化石能源。发展中国家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市场在疫情期间展示了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未来，单笔所需资金规模较小的风电、光伏等项目将有望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能源投资中的主导。
除了可再生能源，沿线国家氢能、储能、公用事业级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型行业市场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例如，绿氢可以对促进“一带一路”的绿色转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型卡车、航运、海运、石油化工等难以减排的领域。由于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中占比最大的两个行业，因此将氢能纳入交通和石化行业可以为沿线国家绿色转型和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很多机遇。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低，光照资源充足的非洲、智利和中东地区的绿氢生产成本也将大幅降低。2022年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作为中国首个氢能产业国家级规划，明确了氢能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战略性定位。中国氢能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燃料电池系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加氢站数量位于全球第一，具有与沿线国家合作的诸多优势。此外，中国的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些新型领域的中国领先企业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有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将通过扩大海外产能，推动沿线市场的能源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