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宝丰，是在宁夏银川的黄河东岸。
毛乌素沙漠西缘，绿色正在回归。7年时间，16万亩荒漠化土地平整后，被滴灌+苜蓿的组合逐步改良，成片成片的光伏板在拔地而起，光伏板的遮阴下，万亩有机枸杞园开始发芽，共同组成目前全球最大的“农光互补电站”。
与此同时，宝丰能源立足源头治理，依托科技创新，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实施了“国家级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已于2021年4月建成投运。
单台产能1000标方/小时的国际最先进高效碱性电解槽
这次宝丰投产的太阳能电解水制氢项目，年产 2亿方绿氢和1亿方绿氧，为已知全球单厂规模最大、单台产能最大的电解水制氢项目。目前，制氢综合成本控制在每标方1.34元。下一步，宝丰能源通过科技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将绿氢制造成本达到每标方0.7元，与化石能源制氢成本持平，达到行业最优水平。
这也成为新能源产业界的一件大事。
宝丰制氢设备合作方，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主任张玉广在采访中指出，宝丰能源通过太阳能电解水制氢，替代化石原料生产高端化工产品，是一项有益尝试。实际上，氢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远不止是作为燃料或储能，例如，氢是合成氨、生产化肥的重要原料；氢气的导热效率是空气的7倍，中国大量火电发电机的转子，都是通过氢气导出热量；氢冶金也是重要的前沿方向，中国是钢铁大国，炼一吨铁本来要排放两吨二氧化碳，但是如果通过氢气还原，全过程不会有碳排放的产生。
张玉广分析，电解水制氢，从原理上来说，可能非常简单，但经济性上始终是一个问题，国家级科研机构七一八研究所自1966年成立以来，通过大量硕博士团队的研究，在技术上不断小步快跑，目前在单位能耗上已经到了国际领跑的阶段，但是在整个产业布局来说，仍有较大的前期投入成本，因此，这次和宝丰能源合作，投产了世界上单台产量最大的制氢设备，对整个产业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先行和榜样。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在采访中指出，现在以煤炭为主要资源，来进行经济发展的中西部省份还很多，但整个能源资源的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过去我们老说中国“富煤、缺油、少气”，但实际上中国最大的能源资源实际上是可再生能源，我们的太阳能，风能禀赋是很丰富的。
“烧煤的不一定一辈子烧煤”，周大地说，过去，我们在一个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扩张阶段，能源的重心都放在以煤炭、石油、天然气，搞了包括宁夏煤电基地在内的13个能源基地的布局，但是今后30年，化石能源基本上要退出，整个能源体系要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煤炭产业的发展，要逐渐向煤化工转变，同时要考虑碳排放的问题。我们要利用好现有的资源，使它能够为我们做出更多的积累，是我们能够更好地转向可再生能源，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不过，南方科技大学清洁研究院院长刘科提到，风能、太阳能虽然很有前景，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还很大，比如火电厂一年8000小时不间断发电，但即使在太阳能禀赋相当好的宁夏，一年也只有1700小时能够发电，如今西部出现比较严重的弃光弃风现象，因为以目前的技术条件来看，电网中只要有15%的非稳定电源，就会导致整个电网的不稳定。
刘科指出，宝丰能源目前的光伏绿氢项目与煤化工厂耦合，能够解决一部分新能源就地消纳问题，是非常好的尝试，但它还是局部性的先行先试。全局来说，新能源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可能还是需要碳汇来解决其经济性的问题，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不断通过调整政策，去动态平衡环境效益和经济发展速度。
几位业内专家的分析，道出了宝丰作为一家民营现代煤化工企业，为什么要选择在光伏和氢能上提前发力，还要兼顾生态和沙漠治理，短期内，这显然并非经济上的最优，但宝丰甚至先于一些国企，如此前瞻且大手笔地关切“碳中和”的问题，答案或许要从宝丰的“初心”和发展轨迹中去找。
在企业官方网站的简介中，宝丰写道：
公司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链，积极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通过集成国际国内先进的技术及装备，“煤、焦、气、甲醇、烯烃、聚乙烯、聚丙烯、精细化工、新能源”于一体的高端煤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用煤代替石油生产高端化工产品，实现了煤炭资源由燃料向化工原料的转变及清洁、高效利用，已成为国内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造的领军企业，树立了循环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宝丰能源太阳能电解水制氢厂
有心人会注意到，“循环经济”是这段简介中的高频词汇。发展循环经济，恰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时的重要题中之意。2004年9月，时任国家发改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讲话，系统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性、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
2005年，宝丰能源成立时，这是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有意思的是，这家16年来始终践行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如今站到了“碳中和”赛道的有利起跑位置，这为中国的超长期的政策连续性提供了绝佳注脚。
宝丰能源自身也从这种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中获得巨大的成本优势，建设投资成本比同行同期同规模企业节约30%以上，运营成本低约35%。
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宝丰能源集团董秘黄爱军详细剖析宝丰如何进行成本控制：
“我们循环经济一体化、规模化优势突出。产业链上下游紧密衔接、综合联动，上一个单元的产品是下一个单元的原料，这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打个比方，目前我国有的企业是只做煤制甲醇，有的企业是外购甲醇制造烯烃，不管外销还是外购，都要承担一个液态甲醇的运输成本，每吨比固态的烯烃产品要高几乎一倍，另外，大约3吨甲醇才能制成1吨烯烃，而对于宝丰来说，只需在厂内通过管道运输液态甲醇，以及最终外运成品固态烯烃，成本节约一大块。
再加上精细化管理的节约，即使全球原油价格下跌至25美元/桶，宝丰能源仍可以有效运转，以煤代替石油生产的化工产品，与以石油为原料的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相比，依然具有价格竞争力，实现盈利。
黄爱军的详细分析更好地解释了宝丰能源当下为何要大力投资发展太阳能电解水制氢。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上来说，其本质是从源头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根本上的节约，因此，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整合越多、一体化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而宝丰原有的煤化工产业链与氢产业的耦合度较好，随着光伏发电成本不断降低，已经具有经济潜力。
1970年代，1度光伏电的成本是100美元，到90年代，降到了10美元，2010年，降到1美元左右，如今基本与火电平价。
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对此有深刻认识：首先，宁夏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其次，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一个循环经济基地，国家对环保生态治理的标准越提越高，所以如果没有安全和环保，这个企业的存在都成问题，没有资格讲经济效益。
“我们企业从规划开始就一直强调，安全和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讲经济效益”，他说道。
至于有些人说国家制定的战略和规划是否会对某些行业有不利影响，排放问题和环保问题是为了行业和企业的长远利益，作为实体企业来说，不可能只考虑眼前的事，而不考虑长远未来的事。所以每次发改委出台政策，我们都是率先研究，紧跟政策完善自身产业规划，查漏补缺。
最近，电力、化工、交通、建筑等行业纷纷响应国家的“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党彦宝说，宝丰能源作为化工企业，我们的目标不是解决碳达峰，而是要解决碳中和，这就需要我们从源头做起。源头治理的成本是最低的，但一次性投入是偏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到技术工艺升级，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其次，继续在设备上升级，进一步降低单位能耗；第三，从原料上，逐步用太阳能发电制氢替换化石能源和原料。
党彦宝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战仍然是成本控制，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不能把成本降下来，企业就不可能有长期的发展，但只要能够在这个挑战上有所突破，挑战就能转变为最大的机遇。
在光伏度电成本从1970年代的100美元逐步降到今天基本与火电平价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通过补贴，引领市场资源配置适度倾斜，发挥了重要催化作用。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为主导的补贴政策正在不断优化调整，而另一项关键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正从试点地区逐步走向重点行业开展的全国性交易阶段。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绿色金融委员会副秘书长梅德文在采访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发展和减排必须兼顾，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两难，所以必须通过技术和产业创新，来实现经济转型。而碳交易市场可能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制度工具，其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通过价格机制来提高化石能源的成本，降低新能源的成本，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数以百万亿计的投资，引导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举例来说，特斯拉今天的市值超过全球十大传统汽车公司的总和，而它去年主要依靠出售碳汇实现盈利，卖出的碳汇价值在14-16亿美元；中国的蔚来汽车去年卖出的碳汇1亿元人民币，资本市场已经逐渐认可了新能源的投资逻辑，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严格立法、严谨量化、最后才能产生一个严肃的定价。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绿色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来支持宝丰能源这样的技术创新公司的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从循环经济到碳中和，宝丰能源的实践既是自发自觉的，也是有市场竞争力的。通过详细剖析这个例子，我们能同时看到理想主义和脚踏实地。
自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敲响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以来，西方长期主导全球环保话语权。
但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装机总量，是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家，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0年来，我国人工造林面积增长一倍，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们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并且即将开启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这背后，是无数个市场主体在政府政策牵引下、基础设施支撑下、市场规律作用下，协同一致，共同发力。
中国虽然至今没有出现一位通贝里，但行动上，我们从未缺席。
